[17]环境权要求国家在环境保护上积极作为，最终实现一个良好的环境，这里的良好可以有不同的标准。
根据《立法法》程序，民法典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这是民法典保持其基本法律的要求，也是维护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的客观要求。其核心内容是对于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以及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的规定做出法律解释，明确公民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
编纂民法典作为兼具政治决断与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础性工作之双重属性的重要任务，应当遵循法治原则，落实宪法精神。如所有权的相对化、合同自由的限制，契约自由、人格权的发展与保障等，受到1919年魏玛宪法的直接影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在未来民法典编纂时应处理好不同法律之间的位阶关系，在合宪性的范围内寻求法律体系的内在统一。
通过宪法解释程序的法治化，使宪法解释有效运作起来，维护法律体系的安定性。《草案》中大量使用法律一词，但需要对不同条文中的法律做出不同的表述，一方面为宪法解释保留必要的空间，另一方面要与宪法上的法律的表述之间形成内在的统一性，不宜任意扩大法律的内涵。比如，Klaus Sch#246;nenbroicher批评道：如果仅仅因为某项裁决的作出看上去非常复杂（与耗费时间），便允许行政法院从相应的法律领域开溜，那么这对于法治国而言是无法承受的伤害。
一方面，新公共管理运动要求政府从市场中退出，公共治理应尽可能由社会自我完成，行政机关应避免通过行政处理这一高强度的国家管制手段，对私法自治进行干预。1．行为标的：归属形成性行政处理、债的形成性行政处理与团体形成性行政处理 行为标的是指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指向的私法关系。在Hoffmann-Riem看来，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是践行交互性支持秩序最著名的例证，因为它一方面能够维持私法与公法的区分，不强求只能整体适用私法或公法，另一方面又能将私法与公法的目标信息传递给彼此，并产生相应的拘束力，从而提升公共治理的效能。1976年公布实施的《联邦行政程序法》将信赖保护纳入行政处理撤销与废止的相关条款中，并赋予行政机关合义务裁量的权限。
与之相反，若行政机关通过作出准予土地取得的许可，判定私人之间的协议与公共利益相符合，则国家并不存在禁止私人执行约定的利益。[56]其依据在于：第一，不动产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这导致行政机关依《行政程序法》第49条进行裁量时，必然难以作出废除土地出让合同许可的决定。
[37] RGZ 123, 327 （330 f.）. [38] 参见BGH, NJW 1960, S. 1808 （1810）. [39] 参见Manssen, Privatrechtsgestaltung durch Hoheitsakt, S. 277. [40] 参见Bengel, Der privatrechtsgestaltende Verwaltungsakt, S. 138. [41] 参见Bengel, Der privatrechtsgestaltende Verwaltungsakt, S. 139 f. [42] 参见Kiebs, Staatliche Regulierung durch Privatrechtsgestaltung, S. 248 f. [43] 参见Bürckner, Der privatrechtsgestaltende Staatsakt, S. 93 ff. [44] 参见Steiner, Bindungswirkung und Bestandskraft der fingierten Bodenverkehrsgenehmigung, DVBL, 1970, S. 34 (36 ). [45] RG, Urt. v. 03.01.1923, Az.: V 390/22. [46] 参见Bürckner, Der privatrechtsgestaltende Staatsakt, S. 79 f., 93 ff. [47] 参见Bullinger, Die behördliche Genehmigung privater Rechtsgeschäfte und ihre Versagung, DÖV, 1957, S. 761 (763 f.). [48] 参见Schmidt, Unmittelbare Privatrechtsgestaltung durch Verwaltungsakt, Diss. Bielefeld 1975, S. 187. [49] 参见Maurer/Waldhoff,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9. Aufl., München: C. H. Beck, 2017,§11 Rn. 21. [50] 参见严益州《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源起、论争与形成》，《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6期。问题在于，如果裁量处理产生私法效果，那么行政机关的裁量方法与一般意义上的裁量方法是否有所不同？在德国法上，这一问题的焦点是私法形成性裁量与管制裁量（Regulierungsermessen）的容许性之争。为解决这一问题，德国电信法发展出不对称管制(asymmetrische Regulierung)的概念，即允许国家对电信垄断企业所作出的电信网络接入决定与接入费决定进行强制审批，籍此遏制电信垄断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便是国家干预社会生活、限制私法自治的重要管制手段，其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矫正市场失灵。
所形成的私法关系正是行政处理直接产生的法律后果。[15] 参见Huber, Wirtschaftsverwaltungsrecht, S. 78 ff. [16] 参见Bengel, Der privatrechtsgestaltende Verwaltungsakt, Diss. Würzburg 1968, S. 136 ff. [17]参见Manssen, Privatrechtsgestaltung durch Hoheitsakt, Tübingen: Mohr, 1994, S. 119 ff., 200 ff.,224 ff.; Kiebs, Staatliche Regulierung durch Privatrechtsgestaltung, Diss. Chemnitz 2005, S. 123 ff. [18] 参见Bengel, Der privatrechtsgestaltende Verwaltungsakt, S. 119. [19]参见 Brenner, Der privatrechtsgestaltende Verwaltungsakt im Regulierungsrecht, S. 79 f.; Kiebs, Staatliche Regulierung durch Privatrechtsgestaltung, S. 120 f. [20] 参见Manssen, Privatrechtsgestaltung durch Hoheitsakt, S. 285. [21] 参见VGH Hessen, Urt. v. 20.05.2009, Az.: 6A 1040/08. [22] VGH Hessen, Urt. v. 20.05.2009, Az.: 6A 1040/08. [23] 参见Brenner, Der privatrechtsgestaltende Verwaltungsakt im Regulierungsrecht, S. 244 f. [24] 参见BVerwG, Urt. v. 15.12.2010, Az.: 8 C 37.09. [25] 参见Brenner, Der privatrechtsgestaltende Verwaltungsakt im Regulierungsrecht, S. 246 ff. [26]参见Pache, Tatbestandliche Abwägung und Beurteilungsspielraum, Tübingen: Mohr, 2001, S. 57; Mann/Sennekamp/Uechtritz (Hrsg.), Kommentar, Baden-Baden: Nomos, 2014, VwVfG, § 40 Rn. 177 f. [27] 参见Ludwigs, Das Regulierungsermessen als Herausforderung für die Letztentscheidungsdogmatik im Verwaltungsrecht, JZ, 2009, S. 290 (291). [28] BVerwG, NVwZ 2008, S. 575 (577). [29] 参见Würtenberger, Entscheidung über den Marktzugang nach Regulierungsermessen?，GewArch, 2016, S. 6 (7). [30] 参见BVerfG, NVwZ 2012, S. 694 (694 ff.). [31] Mann/Sennekamp/Uechtritz (Hrsg.), VwVfG, § 40 Rn. 64. [32] Gärditz, Regulierungsermessen und verwaltungsgerichtliche Kontrolle, NVwZ, 2009, S. 1005 (1010). [33]参见RG, Urt. v. 22.01.1927, Az.: V 191/26. [34]参见 BGH, NJW 1960, S. 1808 (1810). [35]参见Kiebs, Staatliche Regulierung durch Privatrechtsgestaltung, S. 247 f. [36]参见Karl- Heinz Gursky, Staudinger BGB Kommentar, Berlin: de Gruyter, 2014, Vorbem zu §§ 182-185 ff. Rn. 62.注意，在德语中，民法上的追认与行政法上的许可均使用Genehmigung一词。而之所以采用法教义方法，是为了对法律规范和法院裁判进行精确系统的解释与整理，进而形成体系性的认知与理解。依是否须私人协力，区分为辅助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与单独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
该法院认为，通过行政处理引发的权利产生效果与权利消灭效果乃是直接基于公法上的授权。[20] （二）裁量方法 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行政机关可对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的作出进行裁量，意即行政机关对是否作出该行政处理或如何作出该行政处理具有自主决定权。
类型化不仅有助于直观说明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的内涵外延，而且有助于确立不同的法律适用标准。1.私法形成性裁量 争议之处首先在于，是否应容许私法形成性裁量的存在。
有鉴于此， Huber创立的分类模式被Manfred Bengel修正为归属形成性行政处理、债的形成性行政处理与团体形成性行政处理三种类型。[10]Wolfgang Hoffmann-Riem则提出交互性支持秩序（wechselseitige Auffangordnungen）的概念，即从功能互补的角度看待私法自治与国家管制的关系，将以实现个体利益为目标的私法和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公法交互使用，可优化彼此功能，弥补各自不足。四、结论 德国传统行政法学认为国家管制与私法自治截然对立，作为国家管制手段的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会干预私法自治，令公法与私法混同，所以不可能存在。其理由在于，辅助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涉及的仅是民事法律行为的部分内容（比如效力要件），民事法律行为的其余内容仍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比如成立要件）。对此，联邦德国最高行政法院在2007年11月28日的判决中提出：法律所规定的行政决定过程往往因为规范内容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而变得模糊，对行政决定理解的具体化是如此的困难，以致法院的司法审查会逾越司法裁判自身的功能界限……所以，本院推断法律赋予了行政机关决定特权。此时，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面临正当性悖论。
他认为：撤销与废止理论上应当是通过消除旧的行政处理的法律效果，进而影响私法关系。行政机关在裁量时，必须充分考虑行政处理对私法关系的影响以及对私人利益的损害，避免对人民基本权利（特别是合同自由权和职业自由权）进行不合比例的限制。
就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而言，需要对其行为类型、裁量方法、处理效力与处理废除进行探讨。Mayer的学说实际是将国家定位为守夜人的角色，但是在工业社会中，人民已无法自给自足，国家应努力向人民提供水电、煤气、公共交通工具等满足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生存照顾服务，所以公权力行政的范畴不能局限于传统的干预行政，而是必须全面扩展至生存照顾领域。
废除行政处理当然包含消灭该形成处理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意即应当包含消灭行政处理所形成的私法关系。德国早期有观点认为，《民法典》有关追认（比如监护人事后同意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的合同）的规定可以适用于行政许可。
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看，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是国家干预社会生活、限制私法自治的重要管制手段，具有坚实的正当性基础。[55] 需注意的是，Walter B#246;hringer认为，如果土地出让合同需经行政许可（比如农业用地出让合同），且土地出让已进行不动产登记，那么废除行政许可不影响已被许可的土地出让的效力。但是该原则受到很多限制……如果被许可的企业实际正在履行民事法律行为或受益第三人的权利因为实际履行而受到影响，那么行政处理不得撤销。事实上，联邦德国最高法院在行政许可与民事法律行为关系的裁判中，与魏玛共和国最高法院持相同立场。
[32]可以说，管制裁量是德国行政法学上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能否将其广泛运用于高度复杂的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之上，仍有待观察。
[13]也正是基于如此重要的功能意义，Vincent Brenner宣称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已成为一般管制行政法的基石。[42] （四）处理废除 私法形成行政处理的废除包含违法的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的撤销和合法的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的废止。
[62]在此，巴伐利亚州高等行政法院没有将受益人，而是将第三人（社会公众）对行政处理私法效果的信赖作为否定撤销该行政处理具有溯及既往效力的关键理由。这尤其体现在电信法中的私法形成性行政处理之上，比如联邦网络管制局对电信网络设施接入决定或接入费决定的许可。
Diana Zacharias指出，废除对已形成的私法关系不产生影响的前提是，行政处理产生的私法后果与行政处理本身应当是分离的，然而该前提并没有说服力。[24]尽管如此，私法形成性裁量在理论上是值得肯定的，因为私法自治不仅是私法核心价值，也是宪法保障内容。明确其行为机理，是为了确保其在实践中的正确运用。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4期 进入专题： 私法自治 国家管制 行政处理 。
对此，魏玛共和国最高法院在1927年1月22日作出裁判：若农业土地出让合同需要行政许可，则未经许可的土地交易行为处于效力待定的状态，但对交易双方存在拘束力。[47] 1975年，Lutz Schmidt 提出消耗理论。
与之同时，土地出让合同许可并不适用物权无因性原则，其效力既涉及负担行为，也涉及处分行为。一刀切式的禁止废除不仅会损害公共利益，而且有悖于个案正义。
后者是指行政处理单独引发私法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法律效果，无须私人参与作成民事法律行为的协力，比如土地征收决定、行政机关依职权撤销已生效的私法合同。一般性禁止废除原则过度强化了对私人利益的保护，其结果必然不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
